科学发展观下的中国教育

连城一中  徐金华

一、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  
　　1.校园安全事件令人关注  
    连续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和案件，暴露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2004年10月25日，公安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及少年儿童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将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全面排查校园安全隐患、清理不合格办学机构和从业人员、查处大案要案等被列为工作重点。  

2.马加爵事件突显青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2004年２月２３日，云南大学广西籍贫困学生马加爵为琐事与同学积怨，产生报复杀人的恶念，经周密策划和准备，先后将4名同学残忍地杀害。马加爵于３月１５日晚被抓捕，6月17日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舆论对马加爵之类犯罪原因的认识，集中在贫穷和心理健康上。但马加爵自己的陈述，认为“成长中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对我造成伤害”，认为“很多大学生的生活是失败的”，“我对自己都不重视，所以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也有媒体评论，学校教育、心理救治不健全仍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横亘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日渐扩大的鸿沟。的确，青年学生的问题不完全是心理健康可以概括的。  
　　3.教育审计显示挪用教育经费、乱收费问题突出  
　 （1）部分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发现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2）基础教育负债严重，增长过快，已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少数地方挪用挥霍教育经费问题比较严重。  
　 （3）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

4.教育产业化之争  
　　2004年年初，教育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严词反对“教育产业化”，称“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会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旗帜鲜明地对这种提法予以反对”，“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负有主要责任。教育是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绝不能产业化”。教育部负责人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消息引起网上一片叫好声，并掀起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再次成为媒体的热点。  
　　5.争议农村基础教育改革  
　　在农村基础教育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一些农村改革基础教育的举措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引起广泛的争议，如湖北省监利县的改革、江苏省宿迁市的教育体制改革、浙江省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河北省涿鹿县的“红顶学校”等等。  
　　6.高考和招生舞弊事件  
　　据媒体公开披露的消息，2004年发生的高考舞弊事件主要为河南濮阳县三中考点教师用手机发送考题答案，作案老师收取的涉案金额达20余万；河南省镇平县以每人1000元的价格，在高考时利用手机短信息等手段传送答案；广西、上海的历史科高考发生大面积泄题；西安市申请体优生加分的学生中，查出52个“假证”；全国英语四级考试泄题、衡阳市中考泄密、兰州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泄题、河北省自学考试泄题、北京市全国高校自学考试被疑泄题、沈阳高自考舞弊等等。  
　　但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主要是三起招生案件。一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披露的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二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北航南宁招生“丑闻”；三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招生不公正事件。  
　　这些事件显示舆论关注的重心，已从常规的考试舞弊转移到招生不公上来，尤其关注招生的程序和制度安排的公正，对高考舞弊的思考深入到了问题的核心。影响招生公正的主要因素，正是制度性因素。舆论呼吁将国家考试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制度创新改革考试监督、问责制度，调整已经变质失效的“机动名额”、“定向招生”、“保送生”、“特长生”等政策，加快高校民主化的制度变革。  

7.民办教育状况令人担忧  
　　虽然我国民办教育近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但总体而言规模相当小、水平较低且很不稳定。2004年7月，教育部突然宣布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从2005年起民办高校停止招收学历文凭考试学生。由于高教学历文凭考试学生是民办高等学校的主要生源，这一政策意味着民办高校走到了关乎命运的“拐点”。  
　　在基础教育领域，情况更为严峻。由于公办重点学校大量举办“公办民营”的“转制学校”，凭借公办学校的品牌优势招生，使普通的民办学校难以竞争，陷入生源不足的严重困境。 2004年9月，我国第一个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任靖玺黯然退出经营十多年的民办教育。  

二、 讨论与反思  
　　以科学发展观认识教育，不难看到当下的教育在一些基本方面有违以人为本、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失衡，导致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迅速发展，教育机会大量增加；一方面教育品质和形象的低下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甚至怨声载道。今年以来，社会舆论对我国教育的一些发展思路、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反思，发出了许多强烈的声音。但真正应当进行反思的教育主管部门，尚没有做出有价值的回应。  
　　由于长期实行的经济至上发展观的惯性，国家对教育有两个根本态度需要改变和端正。一是国家必须承担举办义务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短缺是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危机和许多教育乱相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之后，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态度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热衷于经济生产而非教育，对教育的投资则热衷于硬件建设而非“以人为本”。这种急功近利和短视，正在使全社会付出极高的代价。另一个根本态度是对待民办教育的态度。既然是“穷国办大教育”，既然国家的教育经费有限，理应积极地扩大民办教育，“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而当前的现实，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包办高等教育的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变。在宏观没有放开的情况下，鼓励公办学校微观搞活，以及鼓励公办学校举办民办学校，从而形成与民办学校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既抑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又很容易导致公办学校的教育腐败，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是相悖的。  
　　类似地，高等教育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有许多陷阱和误区。一些重点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以改校名、建豪华大楼、不断扩大学校规模为能事，以大楼为本而非以人为本；各地大建大学城，耗费大量教育资源；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却面临优秀人才的短缺和大量贫困大学生。  
　　以1904年清朝颁布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和1905年废除科举为起点，中国现代教育正好走过100年。中国业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然而，由于教育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教育品质异化、教育腐败丛生，官本位、行政化倾向严重，明显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先进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中国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改革需要清晰的目标模式。更新和改革教育体制，是21世纪的中国教育必须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2005年8月5日